一、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制约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制约着银行信息披露的规范化与合理化。

1.现有产权关系导致银行管理当局缺乏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一般来讲，管理者比所有者更清楚地了解公司的现状和预测未来，由于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目标有偏差，管理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出财务报告披露。经济学上，委托代理关系的核心是刺激一致性的信息机制，委托人(所有者)为了避免代理人“机会主义”的出现，通常会设计使委托人利益最大化而代理人(管理者)也愿意接受的契约，如可行的报酬机制，可以使双方的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上，经理人为了保住饭碗，取得委托人的信任，通常会主动披露公司信息，减少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由于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和财产等归国家所有，没有真正对银行所有权负责的委托人，即委托人虚化，这样的委托人也必然没有强烈的信息披露要求，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在代理人方面，各级行行长是由政府或上级行直接任命的，没有来自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压力，这样就不太可能产生信息披露的动力；相反，为了实现进一步升迁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理人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甚至编造虚假信息。

2．管理层次多，委托代理链延伸，增加了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我国银行机构是沿袭了行政模式设置的，管理层次多、委托代理关系复杂是这种机构设置的特点，这给信息披露增加了难度，导致银行纵向和横向机构之间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现象严重，道德风险增加，代理人采取各种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问题随之出现。诸如行为短期化，盲目扩大规模，过分在职消费，虚盈实亏等。同时，许多银行不完全掌握所属分支机构的信息，造成监管控制不力，违规经营、违法犯罪问题不断发生。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代理成本膨胀和控制成本上升，并严重影响委托代理效率。

3．相关法规不健全，要求不统一，银行信息披露约束弱化。明确管理者在信息披露中的法律责任，制定有关信息质量管理法规是加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规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有《商业银行法》、《会计法》、《企业财务报告条例》、《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等，上市银行还要遵循公开发行证券公司的有关规定等。然而，在上述法律法规中，有些已经不适合当前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需要，有些没有配套和补充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对管理人员责任和权利、提供伪劣信息的处罚也没有明确规定。其中，对上市银行信息披露要求是最高的，相比起来，其他银行就低得多，没有相关的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要求，特别是对近年危机频繁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缺少明确信息披露的要求。

4．不完善的会计标准和非独立审计，使银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完善的会计标准和独立审计可以确保企业所有交易以全面公开原则为基础，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记录下来和披露出去。有资料表明在拉美国家和东南亚银行危机中，银行不良贷款和盈利能力在危机前后都有很大程度的差别，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以前通常采取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不相符的会计标准，以至于不能对银行资产质量进行正确评价、对财务收支进行合理确认，银行管理当局、监管当局和债权人都不能获得准确的银行财务状况信息，延缓了问题的发现和处理，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目前，我国银行仍然没有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会计准则可遵循，对相关银行会计事项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分类有很大的差别，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坏账准备的计提也不尽相同，甚至有的银行分支机构把坏账准备和应付利息的计提用来虚构利润，对亏损或盈利的深层次原因说不清楚，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和不透明，给管理决策和监管增加了很大难度。我国银行执行的是内部审计，其职能是仅对其所在行负责，独立性很差，来自政府的审计其目的主要是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税收的征缴。以民间审计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体系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除上市银行外都没有引入独立性较好的民间审计，银行披露的信息就更难保证可靠、公允、公正了。

5．现有银行管理技术水平难以使信息披露符合国际一般要求。现代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业务创新和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相应地对银行的监管方式、监管内容以及信息披露也提出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的要求。如新巴塞尔协议在最低资本金问题上增加了新的要求，要求各银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特别是大银行，要运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决定自己对资本的需求，或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风险准备金，但这必须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在市场风险测定上，建议风险管理水平高、具有高质量内部风险评级的银行采用IRB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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