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意料之中，随着“和谐社会”成为“两会”的热点，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主线的目标已经在这个春天被勾勒得日渐清晰。

　　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表他任职以来第二份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和谐社会”列为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并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前的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有二百多位省部级高官参加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讨论班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由此追溯到去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被普遍认为是最先完整地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文献；而更早前，努力使“社会更加和谐”的文字已经出现在了十六大报告中。

　　两年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关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显然是执政党主动与时俱进的结果，可以说既深思熟虑，又深谋远虑。

　　和谐对应的是矛盾。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的话说就是，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基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

　　具体说来，实行了26年的改革开放，在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局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三农问题、官员腐败、失业问题、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已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逾越的障碍。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必然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则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既然“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它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须以具体矛盾的解决为依托，通过化解矛盾，才能变不和谐为和谐。而判断社会是否和谐，也不是书斋里的研究，而在于生活中人民的感知。

　　所以，《时代人物周报》在“两会”期间将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从6个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感受和谐的快乐，从他们的经历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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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会一帆风顺，但正是因为有局部的相对不和谐，才会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想，我们的生活才充满希望。

　　张治泰一个农民工的希冀

　　北京市大兴区同合庄。张治泰一家四口13年前来到北京后，就一直租住在这里。没有暖气，虽然外面风和日丽，屋内却很阴冷。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治泰租了一个铺面修车，顺带配钥匙。他的生意不错，刚换了一个车胎，又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流动，1991年之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已经超过了1亿。这些人多数都像张治泰一样，到了城市后完全靠体力吃饭，在简单的生存方式背后，却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

　　刚到北京时，张治泰在市场上卖菜，“离家远，挣得少，累。”前年开始，他干上了修车这一行，“无论怎么样都比在老家种地强，现在我不会种地了，回老家得饿死。”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在农村老家铡草时被齐刷刷铡掉了。

　　一说起女儿读书的事，总是憨厚地笑着的张治泰皱了一下眉头。他的女儿张春蕊在京豫陈学校念初一，这是专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这学校不好，但没办法。”张治泰说。

　　从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办学校取消了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但是张治泰担心女儿学习跟不上，而好强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上学。“北京的学生瞧不起我们。”春蕊说，有一次，她们参加一个活动，那些公办学校的学生一直对他们指指点点，这让她很难受。但她也高兴地看到，大兴的一所公办中学一下子去了很多农民工子弟，“那学校成了我们的地盘，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们了。”

　　在襁褓中就来到北京，张春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甚至过年他们也没回家——尽管河北老家离北京只有半天的车程。

　　春蕊对第二故乡并没有好感，“北京太乱，空气不好。”她几乎不到城里去，没有逛过大商场。但她对同合庄却颇为依恋，她在村里走过时，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

　　张治泰很少关心国家大事，尽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没有报亭，惟一的书店里书也很少。他有时干到晚上10点才收工，累得不想看电视。他知道像他这样进城务工的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农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四农”问题?

　　“像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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